编者按：本书讲述了“不为人知”的世界史，以小见大，从微观的切入点看宏观的历史，为我们带来看待世界史的全新角度。与历史知识的简单堆砌不同，让我们在表象背后，把握人类文明的脉搏。

  首先要说的典型的中立城市，是1618年至1868年长期保持中立的汉堡。汉堡是位于易北河入海口的港口城市，曾经与吕贝克、不莱梅同为汉萨同盟的核心城市。尽管汉堡并不面向大海，但这里至今设有国际海洋法法庭，见证了它作为港口城市的历史。

  汉堡能够繁荣的原因之一是对外国人采取包容政策。让不同地域、不同宗教信仰的商人自由地进行贸易，这是成为国际化商业城市的必要条件。这一点阿姆斯特丹做得很好，16世纪末到17世纪，阿姆斯特丹作为当时欧洲最大的商业城市，甚至还建有犹太教堂。

  宗教改革后，汉堡属于路德派，与英国的联系非常紧密。英国人、荷兰人和从伊比利亚半岛来的商人（包括塞法迪犹太人）都来汉堡做生意。在16世纪至17世纪，汉堡的人名簿中已经出现了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的名字。而且，据说在汉堡的葡萄牙中介人的数量已经超过了阿姆斯特丹。

  此外，中立政策也是汉堡的优势。1568年至1648年，欧洲最强的商业国家荷兰为脱离西班牙进行了独立战争，这场战争被称为“八十年战争”。由于战争，荷兰在1621年至1641年中断了与葡萄牙及其殖民地之间的贸易，在1621年至1647年中断了与西班牙及其殖民地之间的贸易。

  在此期间，汉堡成长为与伊比利亚半岛和美洲新大陆开展贸易的重要城市，尤其是在巴西的砂糖、钻石、靛蓝和胭脂红的染料、银等殖民地物产的流通方面，已经可以与阿姆斯特丹匹敌。

  汉堡原本就与伦敦联系密切，甚至有“小伦敦”之称。17世纪下半叶，英国与荷兰之间爆发战争。18世纪，汉堡取代阿姆斯特丹，成为与伦敦对接的主要贸易港。从某种意义上说，汉堡的贸易网络帮助了英国扩张为海上帝国。

  在战争不断的年代，汉堡作为中立城市，起到了“安全阀”的作用，成长为欧洲首屈一指的国际化商业城市。

  18世纪中叶起，汉堡的贸易额快速增长。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期间，汉堡的贸易额有了进一步的飞跃。

  1795年，法国革命军占领荷兰，阿姆斯特丹的贸易与金融市场受到巨大打击。汉堡成了阿姆斯特丹的替代港。

  有趣的是法国大革命对汉堡的影响。法国大革命前夕，从汉堡前往法国的船只数量明显增加，大革命后则大幅减少。而且，法国大革命期间，从汉堡前往英国的船只数量也有所增加。从英国前往欧洲大陆的船只中，最多的也是来自汉堡的船只。

  法国大革命后，欧洲各国结成了反革命同盟，攻击法国革命政府。但随着法国的反攻，欧洲各国反而丧失了大片领土。这剧中的主角就是拿破仑·波拿巴（1769—1821）。

  1806年，拿破仑占领了柏林，同年颁布了禁止与英国通商的大令。这不仅是军事上的战争，还成了经济战。处在拿破仑控制下的欧洲各国只能服从。1810年，汉堡也被拿破仑军队占领了。

  面对这种情形，许多汉堡的商人逃到了中立国瑞典的贸易城市哥德堡。哥德堡位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西部，由此掀起了一阵商业热潮。瑞典历史学家莱奥斯·穆勒将1807年至1815年这段时间称为哥德堡的“光辉岁月”。

  但是，1815年，拿破仑在滑铁卢战役中败北，哥德堡作为国际贸易港的使命就此终结。汉堡复苏，与拉丁美洲之间的贸易额跃居世界第2位，还成了移民出航的重要港口，完美地搭上了19世纪全球一体化的快车。

  拿破仑企图控制欧洲经济，从事国际贸易的商人则拼命想要维持自己的贸易网络。与英国的贸易对每个欧洲国家来说都不可或缺，拿破仑试图通过大令，切断欧洲各国与英国的联系，但这在现实中很难实现。可以想象，走私活动必然会在暗中进行。拿破仑战争和大令都没能阻止欧洲的商业活动，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从事国际贸易的商人建立的“看不见”的贸易网络。

  1775年，美国独立战争爆发，次年，《独立宣言》发表。1783年，《巴黎条约》签订，美国的独立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承认。

  但独立对美国经济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在殖民地时期，美国所有的商业活动都在英国的法律、军队和商业网络的保护下开展。一旦独立，美国就失去了宗主国英国的保护。而且，战争让美国国内千疮百孔，贸易也跌到了谷底。

  一般认为，让美国摆脱困境、奠定日后发展基础的是西部开发。但我想关注的是另一个侧面——海运业。

  在殖民地时期，美国的造船业就已经相当发达。美国的优势在于丰富的自然资源，尤其是造船所需的木材。西欧各国都很缺乏木材，需要从波罗的海地区进口，而美国本土就有丰富的森林资源，完全能满足造船所需。

  对美国来说，在对英的独立战争中，法国是支持自己一方的同盟国。因此，美国当时的革命政府曾呼吁向法国派遣外交官，搜捕英国船只。然而，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1732—1799）坚持了中立政策。1794年，美国与英国签订了《杰伊条约》，在此之后，即使是在法国大革命之后的战争时代里，美国仍与英国、法国双方都保持了贸易往来。美国的海运业借此机会迅速成长，纽约、费城、波士顿、巴尔的摩等东海岸港口城市也得到了发展。

  最能体现这个时期美国与欧洲大陆之间贸易状况的是从美国前往法国西南部港口城市波尔多的船只数量。波尔多是著名的葡萄酒产地，18世纪时还是知名的贸易城市，大西洋贸易，尤其是从美洲新大陆进口砂糖的贸易非常发达。

  1791年前后，美国船只主要还是在美国东海岸和波尔多之间往来。但在1795年至1815年，美国船只的数量迅速增加（1795年有351艘，达到顶峰），航线也变得复杂起来。这些船只从砂糖的原产地西印度群岛将砂糖运到欧洲大陆的各个港口，甚至还会绕过南美洲最南端的合恩角，穿过太平洋，再绕过好望角，去往地中海和波罗的海。

  如果没有中立的美国船只，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期间，欧洲可能就无法获取必要的物资。此外，美国船只也为加深欧洲与大西洋之间的联系做出了巨大贡献。

  1823年12月，美国第5任总统詹姆斯·门罗（1758—1831）发表了《门罗宣言》，宣布美洲大陆不受欧洲各国干涉，美洲对欧洲的战争保持中立。一般认为，这是体现了美国的孤立主义的外交宣言。

  然而，我们不能忽视《门罗宣言》还对经济产生了影响。当时美国正向阿根廷、智利、秘鲁、哥伦比亚、墨西哥等拉丁美洲国家请求签订通商条约，企图获取最惠国待遇。从这个意义上说，《门罗宣言》也可以被认为是美国为了保护自己的海运业在美洲的发展而颁布的政策。

  到了18世纪末，美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海运国，船只数量仅次于英国。在“中立”的背后，无疑隐藏着美国建立并保护属于自己的贸易圈的企图。

  1862年9月，美国南北战争激战正酣，第16任总统亚伯拉罕·林肯（1809—1865）颁布了著名的《解放黑人奴隶宣言》。这一举措一方面是为了批判迫使奴隶种植棉花的美国南部各州，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牵制美国南部棉花贸易的最大客户——英国。

  不能忽视的是，身为世界第二大海运国的美国，一直在支持西班牙属古巴等地的砂糖贸易。古巴从19世纪40年代起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砂糖产地，背后支撑它的是从非洲运来的黑人奴隶。古巴的奴隶制持续到了1886年。因此，从本质上看，美国的《解放黑人奴隶宣言》只是反对在国内使用奴隶，对运输国外奴隶生产的商品等行为没有任何限制。事实上，在此之前，反奴隶州的船只一直在运输古巴产的砂糖。

  日本人总是习惯将“中立”和“爱好和平”画上等号。事实上，采取中立政策并不意味着反对战争，相反，它可能意味着通过战争来获利。对交战国来说，中立国的存在非常重要，因为交战国可以通过中立国继续贸易，向国民提供必要的物资。

  为什么近代以来亚洲经济停滞，欧洲经济却取得了巨大发展？历史学界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我认为原因之一就是，欧洲各国利用了中立城市和中立国维持贸易，将战争的影响降低到了最小限度。

  此外，欧洲各国还曾利用宗教战争驱逐异教徒。比如，新教徒商人、犹太商人曾被驱逐出天主教国家，被迫长途迁徙到其他地方——这也让欧洲商人的贸易网络得到了扩张。战争爆发时，这些商人会投靠亲友，在别的城市开展商业活动。在我看来，欧洲的“狭小”成了一种优势。正因为欧洲面积小，人们才可能在活动范围内形成诸多商业据点，并彼此独立。这在中国和世界的庞大帝国中是不可能实现的。在欧洲，即使商业网络中的某一个点因战争而崩溃，其他的点与点之间还能保持联系，整体的商业网络并不会被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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